守拙先生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经病

读书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

1.

       “现代人什么都能办到,就是办不到天真。”这句话是陈丹青在讲画的时候说的。天真是困难的,甚至比老于世故更难,天真是元气淋漓的意思,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天真。

       梅诗金常被人说成“还是个孩子”,他偶尔也说人家“是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说一个人是孩子,不论借哪个人物的口说,都绝对是最大的褒扬。反过来,每次他的角色要对人物或者事件下这样的定义:“这个年轻人是个斯拉夫主义者”或者“都是因为该死的‘妇女问题’”,我反而要揣摩再三。不仅是因为我不事主义,而且陀似乎从来也不事主义:你大可以根据各个人物的描述和定义去猜测某角色的行为,但总会发现这些他人所定义的侧面无法穷尽人全部的“景观”——血肉不可能是平面的,人也不是由标签垒成的。

       故而文学家必擅长使用隐喻的修辞(如同耶稣要用比喻来传道),隐喻是触及彼岸的感官。梅诗金讲的两个故事有深意,一是他第一次去叶班钦将军家中讲述的在瑞士乡村时如何帮助玛丽的故事。故事中的玛丽不幸,与人私奔又见弃,众人反而更欺侮她,唯有梅诗金给予同情和救助。阿格拉雅在朗读“可怜的骑士”时,将A.M.D(即Ave Maria Dei,圣母玛利亚的缩写字母)换成娜斯塔霞的名字缩写,无疑是对于娜斯塔霞所担当角色的一次明示,但娜斯塔霞身上有三个Maria:瑞士乡村的玛丽、圣母玛利亚(圣母曾因从圣灵处受孕而见辱)、抹大拉的玛利亚。而梅诗金是第一个向玛丽和娜斯塔霞宣告“你无罪”之人。第二个故事是他和罗果仁所讲的,一个人如何在杀死朋友之前诚心向上帝祷告。随后罗果仁带梅诗金去见他的母亲,又与梅诗金交换了十字架,随后却举刀欲杀梅诗金,也许是无意之中充当了在祷告之后杀死朋友的角色。也或者可以看做犹大是以亲吻耶稣来向抓捕者们进行示意。

       黑塞在讲梅诗金时曾说:“白痴对一切思想都曾偶尔接近到觉得与其相反者皆真实的界限上。”他由此推出“凡是觉得精神与自然、善与恶都可在极短的刹那转换的人,就是一切秩序的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从这儿会产生出秩序的相反物或者混沌。”这个结论似是而非,黑塞没有理解梅诗金的宽容其实恰恰不是因为他肯定一切,而是因为他压根儿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审判”,他对一切既已存在的思想和观念都可以达到可怕的共情,但并非陷入相对主义懒散的游乐之中,而是试图将种子撒入好的土壤(因为坏的土壤结不出好果子乃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人不可能是完全的,当下仅仅是处在通向完全形态的“半路”。如若黑塞所言不虚,那他的混沌也并非梅诗金的本意,而所谓“秩序”则像一种对人进行道德上的归类和清扫:这是社会的、法律的秩序,而非宗教的。“即便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也没必要把右脸伸过去给人打”,这是常识,而神性要求我们原谅不可原谅之物,在这一点上,梅诗金是个天才。逻辑与常识不领会神性,故而众人眼中他又是个白痴。有三个女性最理解他的可贵之处,娜斯塔霞、阿格拉雅和叶班钦将军夫人,这三人是“疯子”或是“孩子”。看到了吗?世俗所谓的智慧不会使人成为神,而恰恰会使人与之背离。


2.

       梅诗金在书中有两个与之形成鼎足之势的角色,另两个角色与他分享了同样的境遇,这两个人一个是第一章和他同时出场的罗果仁,他们共同遭遇了“爱”的问题。另一个则不如罗果仁这样显而易见,那就是患重病将死的伊波利特,他与梅诗金所分享的是“信仰”的问题。这里我想谈伊波利特,这是重读时最大程度上超越我先前印象的角色。

       如果说梅诗金像是“圣徒”,那伊波利特可以用“疯哲”来形容(贴标签可耻但有用)。他和梅诗金一样,在众人面前出场之际仿佛是从一场漫长的沉思和孤独中醒来。伊波利特在第一次出场时说:“其实我不是十八岁;我靠在这枕头上躺了十八年,朝这窗外望了十八年,思考了十八年......死人是没有年龄的。”而公爵则是从他宁静的瑞士乡村“下降”到人世。梅诗金在回想起伊波利特的自白时,书中这样描述梅诗金的心理:“当时(指梅诗金在瑞士时)他曾向着这明亮、无垠的苍穹伸出双手,潸然泪下。他痛苦是因为这一切通通与他无缘。”

       伊波利特的独白,从故事发展的角度而言极其生硬,仿佛是在群戏中强制插入进来的一出独角戏。这种不协调感也存在于这个角色身上:他是一个“不协和者”。在所有人都在公爵的生日会上痛饮欢庆的时候,他的自白开篇明义就要谈死亡的必然和生命的虚无,他是在生命狂欢的合唱中那个不协和的音符。他用他的病、他的幻觉、噩梦来合理化他的放弃,并且大谈他阴暗的憎恨:那种憎恨极其强烈,甚至是一股脑地倾注在每一个不知死之将至的活人身上;他把自己看作“超人”,但又极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必定夭折的超人。这仅仅是第一重悲剧,即死亡迫近。因为他的病、他的年轻,以至他种种炽烈的言论都被看作疯话;他的自杀举动因为一个意外而沦落成闹剧(陀太残酷了),让人想起梅诗金曾决心少说话只因为“我一定会使那些思想变得可笑”。他们都是被定义的白痴和被定义的疯子,这是第二重悲剧。但到这里,我们仍旧可以说,伊波利特偏狭、狂妄、脱离实际。然而,伊波利特却强调,“我的信念和我的死刑绝不相关”,在整个第三部的第六章(请注意,这个章节是从谈论梅诗金开始的),伊波利特叙述了一个他帮助一个外省来的医生的故事。在结束后,伊波利特和官员这样说:“所有您的思想、所有您撒下后也许已经被您忘掉的种子,都将得到体现,都将成长发育......”在已经见识到必死的苦酒时,“激情的人”理所当然会为了展现生命最后的力量而开始他绝望的燃烧,如果说在这种境遇下去帮助别人未见得是思想在发挥作用,那么伊波利特关于种子的言论则真正导向他的“信念”:善行通过自身来传递生命乃至思想的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之口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没有灵魂永生,则爱人类几乎就是不自然的。但“种子”则是反过来:通过爱人来使灵魂永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手握佐西玛长老给他的种子下降尘世“丈量土地”,但伊波利特却在自行领悟之前已经丧失丈量土地的机会,故而他必定“发疯”,这就是这个角色身上最核心的第三重悲剧所在。

       到此有这样的信念,依然浅显,因为恶人也往往在临终前忏悔,不朽就是拥有这样巨大的诱惑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进入伊波利特自白的人物,是罗果仁,和对于怪物的幻觉,以至于他意识到“生命已经向他展现如此侮弄的形态,不能再活下去。”

       梅诗金和伊波利特都在罗果仁家中看到了那幅荷尔拜因的基督画像。这幅画可怖之处在于,它会使你认识到耶稣的“肉身”,而在这种死状下,很难相信神子可以再度复活,很难相信有“不朽”,不朽的似乎仅仅是那股“阴暗、蛮横、无谓地永恒的力量”。这力量是自然法则,即万物生灭迁流的法则,而在这种法则之下,神性似乎也必然失败,于是人的信仰就此崩塌。伊波利特关于信仰的思索似乎到此结束,于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精彩的“自杀辩词”中会出现“我可以承认有永恒的生命,也许我一向承认”这样的前提,而只能隐约地触摸到,在他论证自然赋予人生命无非一场嘲弄的同时,他仍然选择了“善”,而他紧接着阐述了人有选择是否死亡的自由。有趣的是,他决意自杀并非出于弃绝,而是拒绝“为生命的全面和谐锦上添花”。看看这诗意的宣言:“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太阳谅必已经升起,‘在天空中发出巨响’,无穷大的力量将倾泻在普天之下。就这样吧!我将一边正面望着力量和生命的源泉,一边死去。如果我有权利不出生到世上来的话,那我一定拒绝在这样嘲弄人的条件下生存。但我还有权利死去,虽然我退换的只是屈指可数的时日......”——这是杰出的,关于人的自由的宣言。

       伊波利特出场首先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但古怪的是,在自白中他却提到,他其实根本没见过那个宣判“他只能活两个星期”的权威医生。这便意味着,伊波利特的声明不仅是他个人那炽热的心在死亡阴影下的搏动(尽管他确有私心要将此声明赠给阿格拉雅),这是展现人类在面对肉身速朽这一绝境时探索出路的长卷。他的声明,即便整个摘出《白痴》来看,也是一篇极佳的独白小说。


3.

       问题在于,伊波利特最终还要死,梅诗金徒劳地想要拯救娜斯塔霞,最终却谁都救不了,甚至自己成为“白痴”——这仿佛是另一幅陀氏描绘的受难像,足以推翻之前全部的宗教感情,以至于我不由得问自己,一定要如此吗?一定要如此粗暴地进行毁灭、令每个观者柔肠寸断吗?

       博尔赫斯写过一个叫《三十教派》的短篇,接近结尾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在十字架的悲剧里—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写这几个字—演员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但都必不可少,至关重要。把银币交给犹大的祭司们是不自觉的,选择释放巴拉巴的百姓是不自觉的,犹太的长官是不自觉的,竖起十字架、敲进钉子、抓阄分耶稣衣服的罗马士兵是不自觉的。自觉的只有两人:救世主和犹大。犹大扔掉作为拯救灵魂代价的三十枚银币,随即自缢。当时他同人之子一样,也是三十三岁。教派对两人同样崇敬,宽恕了所有别的人。”

       博尔赫斯这一理解,可谓大慈悲。到此我可以下妄言回答之前的问题:是的!必须如此!所有人不可救赎的苦难和必死的命运就如同佐西马长老死后必然要发出尸臭一样,以此让阿廖沙、伊波利特、梅诗金乃至我们所有人看到,信仰不是银行,善行没有利息。而这些角色又如何回答呢?伊波利特给出了他关于“自由”的论证,作为犹大的罗果仁和作为基督的梅诗金公爵,都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以整个灵魂的热度燃烧尽了人可以自我诘问的至深之地,并且迎来自己的终焉,完全没有自卫,完全没有想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他们每个人的人生主旨都秉承着陀自己的观念,即为灵魂而战,在挣扎(甚至是挣扎着走向毁灭)之路上毫不却步。这斗争的结果是明晰的,用意却晦涩。赫塔·米勒有言:“以相同姿态飞翔者,必将以相同姿态坠落。”梅诗金必然在尘世失败,一如耶稣在尘世必然要头戴荆棘冠冕被钉死,然后换来一些别的什么,新的什么,美的什么——直到那时,天国在末日的号角声中降临在有人受骗有人受辱有人死的废墟之上。梅诗金对罗果仁说所有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说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我在说的果真是宗教吗?是上帝吗?不是,我仅仅在说泪水和令人心碎的黎明。让我们带着梅诗金的失败走向福音书那个著名的句子:“一粒种子若是落在地里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生出许多籽粒。”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句话写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引言,由此又带出宗教情感和理性激情之间最著名的那次交锋,宗教大法官。按照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立场在主题答题对题的多声部手法下隐而不现,如同宗教大法官中耶稣最终留下一吻而离去,把永恒的恐怖与迷局留待人类观照。唯一的答案是不会有的,不经过争执的和谐是虚假的,赠予人类最好的东西仅仅是自由或者说对自由的欲求。这欲求在最粗浅的层面上也许是解读的自由,怀疑的自由,皈依的自由。到这里,道德和伦理终于被抬升到神性的高度(同时也是情感至高之地),甚至高于理性。由于赋予了这种自由欲求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恶很多时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显得极为合乎逻辑,但他要写的从来就不是“恶”!他所确切无疑地表露的,自始至终只有巨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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